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的问题。

这种完全违反市场信号，违反城市化真谛的作法，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残留下来的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正在阻碍中国的城市化吸收农村人口，阻止农村人口分享城市繁荣，因而加剧城乡收入差。就是说，各地政府都会继续要地不要人，特别是不要外地农民。

各地政府都迟迟不动工，或者动工以后拖着，因为没有内在的动力，也没有财力支持这项工作。现在的问题不再是搞不搞城市化的问题，而是搞什么样的城市化的问题。靠了这些信息的引导，才有今天的经济成就。就是说，投资还是不投资，移民还是不移民，要素取这种组合还是那种组合，一定要带来利益增量。你把最好的这些农民吸收到城里来，然后纯农区的农民就不要了，这就必然会进一步加大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那样就避免了城乡收入差的恶化，因而在世界上获得好评。一个集体如果是自愿组成的话，就应该允许农民自愿参加，也允许农民自愿退出。而曾经作为中国高速增长引擎的外部需求，不仅没有如期高涨，反而疲弱得超出所有人想象。

而刺激效果之疲弱，也与政府往日呼风唤雨的历史形成鲜明对比。它不是一个周期性危机，而是一个系统性危机。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从逻辑上说，中国是否能够如1990年代末期一样走出困境，就取决于：中国是否还有1990年代末期那样的外部环境机遇，以及中国从前的低成本竞争条件是否能够继续发挥作用。迄于今，这种所谓制度竞争力不仅已经无法继续推动经济强劲增长，反而在不断制造社会问题。

但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1990年代末期走出困境，并将中国经济奇迹推至巅峰，除了一系列内部的条件所塑造的竞低竞争力之外(比如农业人口迁徙带来的低劳动力价格，地方政府竞争形成的要素低成本、低环保成本等等)，全球市场体系的大规模扩张是其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所以，中国政府在宏观控制能力上的这个看上去有些意外的失准表现其实并不意外。

必须在此重复的是：中国1990年代末期之后的表现，与全球体系的最后也是最强劲的一次扩张互为激荡，互为因果。这就是说，没有外部市场的大范围扩张，中国1990年代之前所形成的所谓低成本竞争优势，是根本无法发挥作用的。5年之前，当我提出这种论证的时候，很少有人相信这会是一种真实的历史情境。不仅如此，它们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企业，最大的银行。

中国经济迅速触底反弹。于是，中国的宏观管理者开始频频在各地视察，并提出了稳增长政策他们似乎急切而且非常诚恳地想探寻：在这个似乎永不落幕的经济增长神话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制度与文化密码。但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1990年代末期走出困境，并将中国经济奇迹推至巅峰，除了一系列内部的条件所塑造的竞低竞争力之外(比如农业人口迁徙带来的低劳动力价格，地方政府竞争形成的要素低成本、低环保成本等等)，全球市场体系的大规模扩张是其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

非常不幸，有不少研究表明，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最近几年一直在迅速而持续地下滑。相反，在带来巨大的经济扩张之后，一直蛰伏着积累着的重大负面后果却在不断显现。

许多人批评中国的经济管理者所推动的债务扩张政策，但坦率说，我对此抱有深刻的同情。作为这个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以及其他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依赖并依附于这个体系，因而它们未来的经济增长将深刻受制于这个体系的巨变。

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不再具有1990年代末期那样的历史际遇。或许正是看到这一点，新任总理李克强最近坦承：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刺激空间已不大。意思是说，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通过将成本从企业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强制性剥离出去，并分散、隐匿于整个社会之中而达到的。所以，中国政府在宏观控制能力上的这个看上去有些意外的失准表现其实并不意外。若干年前，在评论中国大幅度的信贷扩张的时候，我曾经说道：政府赢得了时间，却失去了空间。因为激发这个理论想象的中国经济神话，注定要和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经济神话一样，必须服从这个星球一些最基本的自然法则，必然受制于地球引力的作用。

它不是一个周期性危机，而是一个系统性危机。不幸的是，这个在当时可能被绝大多数人视为天方夜谭的悲观揣测，却在以清晰的方式步步展开成一段当代史。

在中国经济止跌回稳的背后，则是中国货币存量突破历史纪录以及各类经济主体的负债率以危险的速度迅速攀升。其时间之长，幅度之大，经济史上罕有其匹。

从保增长到稳增长，一字之差，固然体现了当局对刺激政策愈发克制和谨慎，但管理者的无奈也同样昭然若揭。如果你是一位金融市场的密切参与者，我想你一定会对这种可能的动荡深有体会。

当此时，头脑简单的周期论者一片欢呼雀跃：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已经启航。种种证据都显示，这一次的主角是中国。我的意思是说，中国将可能是下一次全球重大危机的震中。而M2/GDP达200%，几乎创下全球最高纪录。

前者说的是那个至今仍让人心有余悸的美国次贷危机，后者说的则是新一代人几乎毫无记忆的亚洲金融危机。从个人层面四处蔓延的高利贷崩盘，到企业层面钢贸、铜贸危机，再到地方政府平台大规模的贷款展期，中国经济普遍的债务违约几乎一直都在持续。

我愿意再一次提醒大家，二战之后形成的全球体系仍然处于一种随时可能爆发重大危机的裂变状态，最危险的时候可能还远远没有到来。以至于有人将这种匪夷所思的疯狂干脆描述为中国债瘾。

在经过大半年的稳增长努力之后，中国经济在2012年四季度终于在一个明显的下降通道中止跌回稳。这实际上是表明，去年通过影子银行等各种工具所释放出来的新增信贷及货币，对中国经济的刺激效果仅仅维持了一个季度不到。

然而，当债务规模足够大的时候，这种传统的隔离方式恐怕就很难阻挡债务危机的蔓延了。当下我们看到的政府与企业不断高企的成本上升，实际上正内置于这一历史进程。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从逻辑上说，中国是否能够如1990年代末期一样走出困境，就取决于：中国是否还有1990年代末期那样的外部环境机遇，以及中国从前的低成本竞争条件是否能够继续发挥作用。中国2013年一季度的GDP增速只有7.7%，大幅低于市场一致预期的8%，也大幅低于2012年四季度的7.9%。

外部依赖与成本社会化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我反复强调并在不同场合不断提及的一个观点是：所谓美国的次贷危机远远不止是美国的危机，而是二战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危机。如果在这样一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都疲态尽显，那么可以想象在外部更加糟糕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可能处境。

尽管还有相当多的人固执地相信，本世纪初全球体系的历史性繁荣将会很快重现，但我认为，当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条件，可能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可能面临的最好的外部条件。他们只能重新祭出传统的货币及信贷刺激政策这个神器在过去几乎百发百中。

这是一段多少有些隐晦的暗喻。债务增长幅度而不是债务的整体规模从来就是金融危机的一个先行指标。